四大少留言:本文2009年寫成,部分預言已被證實。為何是2049年呢?因為基于各種預測,如無意外,到時中國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。作者:陳志武,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教授、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訪問教授。從這個意義上,2018年后的短暫危機和動蕩不完全只是一件壞事,因為人也好,社會也好,太成功之后,特別是太長時間成功之后,會變得過于自信,然后就朝著非理性的路走得難以自我回頭。俗話說,“不見棺材不掉淚”,看來只有危機才能逼著社會糾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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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2049年看中國:回顧2009--2019年的歷史

原標題:從2049年看中國:回顧2009--2019年的歷史

四大少留言本文2009年寫成,部分預言已被證實。為何是2049年呢?因為基于各種預測,如無意外,到時中國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。

作者:陳志武,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教授、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訪問教授。

從這個意義上,2018年后的短暫危機和動蕩不完全只是一件壞事,因為人也好,社會也好,太成功之后,特別是太長時間成功之后,會變得過于自信,然后就朝著非理性的路走得難以自我回頭。俗話說,“不見棺材不掉淚”,看來只有危機才能逼著社會糾錯。

我們很慶幸自己能生活在2049年的中國,不僅經濟總規模已超過美國,而且,老百姓分享真正的“全民所有制”的好處。

今天已經是2049年,自1949年至今已經一百年,期間中國走過幾個不同階段,經歷了幾次危機,包括國內的和國際的。盡管如此,中國經濟雖然按人均GDP算還是落后于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,但今天在總體規模上跟美國不相上下,已經是世界經濟二強。

回首看過去,在中國經濟達到2049年的這種境界前,并不像當初預期的那么一帆風順,原來總覺得中國就是與其他國家不同。只是現在回首往事,我們還是發現人性決定的規律,在中國也不例外。

想當年,1978至2008年的改革開放,使中國經濟在長達三十年中年均增長超過10%,在那種經濟奇跡的基礎上,又加上在2008--2009年世界金融危機中,因為那時的政府大刀闊斧救市,讓中國經濟很快從危機中走出來,于是,中國的經濟成就受世人贊嘆不已,這當然不奇怪。

回顧2009--2019年的歷史

可問題也恰恰來源于此,因為那次危機之后,自滿占據上風,人們變得過于自信,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勢頭不可能不持續,風水輪流轉已經轉到中國了。結果,在金融危機之前打算進行的許多基本制度改革被無限期推遲,包括土地制度改革、國企產權改革、財政民主改革、政治權力制衡機制改革,危機之后都被推遲。據說,當時的決策層、知識界和業界普遍認為沒必要改變之前的體制,沒必要改變那時已經勢不可擋的“國進民退”潮流,他們覺得正是那種政府嚴格管制、國有企業主導的經濟體制才使中國經濟不僅快速增長三十年,而且給其以極高的抵抗危機沖擊的能力。

就這樣,2009年之后改革動力快速退化,體制改革就是如此,不進則退,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。第一,“國富民窮”局面繼續惡化。這不奇怪,因為在2008-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,一方面政府幾萬億的“鐵公基”項目主要由大中型國企承接,另一方面2009年的數萬億“天量信貸”也主要流向國企,民企中頂多只有大型民企得到一些,而數千萬家中小民企得不到,更何況把這么多銀行存款貸給國企后,使原來一直就有的中小企業“融資難”問題雪上加霜。結果是,國企資源雄厚,在各行業出擊,眾多民企被擠出,停業關門。見到眾多民企要么關門、要么經營困難,許多人沒有認識到這是金融資源與國家政策的歧視所致,而是得出“民企靠不住,只能靠國企”發展中國經濟的結論。于是,從2009年到2018年,金融資源和政策繼續重點偏袒國企。

國企強勢,民企被擠,在2015年前,就沒有哪個行業不是國企絕對壟斷。政府擁有的資產產權以及其它形式財富的比重,重新回到1990年代初的水平。也就是說,從整個經濟的財產性收入中,政府得到的份額重回國企產權改革以前的水平,民間家庭得到的份額出現新低。

第二個表現是,財政稅收占GDP之比繼續上升。在2007-2008年時,老百姓收入占GDP比重還只略低于50%,但是,到2018年,則降到不到GDP的40%。之所以財政稅收的擴張能夠實現,是因為民主憲政改革一直沒有足夠的壓力,因此,制約稅率和稅種過度膨脹的機制沒機會形成。當然,稅收增長的一個原因是2005年后收稅的效率提高很多,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基于需要。2008-2009金融危機期間開始的那么多“鐵公基”項目,迫使各級政府繼續往里面投資數年,否則就有太多爛尾工程,所以,政府需要很多錢。再者,原來地方政府可以靠“土地財政”,比如,在2007年,不少市政開支的80%左右來自土地出讓金,所以,那時候,各地政府有很多激勵去“保護”房價。只是經過幾輪行政操縱后,到2015年左右,房產已經是天價。在那時候中國城鎮化比率已接近60%,還沒進城鎮的因房價太高,進不了城,而城里以房子投資的人也無法再多買了。更何況城鎮里能夠被政府賣的地已所剩無幾。就這樣,房價到頂,“土地財政”的路就越來越窄,為了支持開支需要,各地政府只好放棄“預算外收入”,轉向更多依賴正式的征稅。

第三,國內民間消費需求繼續下降,到2018年居民消費只占GDP的30%左右。一方面,由于上述“國富民窮”的趨勢越來越強,2009年后,雖然許多經濟學家和官員都強調擴大民間消費的重要性,但是,在民間掌握的資產財富和收入比率越來越低的情況下,這當然只是愿望而已。另一方面,民營企業在1978年時幾乎沒幾個,到2008年時有六千多萬家,而到2018年只剩五千多萬家。這種因金融資源和政策歧視造成的國企擠出民企的結局,對社會就業打擊嚴重,2008年前的中國經歷是:對國企的投資是對民企的四倍,但國企并不增加就業機會,而民企每年增加就業五百萬以上。可是,這些數據并沒能改變中國資源配置偏袒國企的基本格局,反而在2008-2009年世界金融危機后得到強化。因此,從那以后,就業需求大于就業供給的局面繼續惡化,使勞動力成本即老百姓收入繼續下降,這也造成了2018年居民消費只占GDP的30%。

在民間消費無法增長太多的情況下,中國經濟的增長就不能轉型到依賴內需,而是只能繼續依賴出口市場。可是,到2009年時中國在許多商品的全球市場份額已接近頂峰,2009年后要再增加,其在各國的政治阻力越來越大,特別是那次全球金融危機對各國就業的沖擊之后,連美國的政客也抵擋不住來自工業工會的壓力,不得不讓步于貿易保護主義。在2013年之前,中國政府想盡辦法讓中國的出口每年勉強增長一點,但到2015年出口已無法增長了。

于是,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開始的“再國有化”以及“鐵公基”運動的后遺癥,到2015年已經完全暴露出來,不僅社會失業嚴重,而且許多基建項目完工后使用率低,國企虧損又開始像1970、80年代那么嚴重,這些都轉換成銀行的呆壞賬。加上從那之后房價持續下跌,銀行的住房貸款呆壞賬日益嚴重。一場銀行危機在即。

不過,由于商業銀行都是國有或者國家絕對控股的,所以,銀行的問題就是政府的問題,也就是說,只要政府財政沒有問題,財政部就能為銀行買單,銀行破產危機就不可能發生。

只是如上面介紹的,到2015年,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已經越來越吃緊。雖然“土地財政”還是有一些、各種稅率已經很高,但是國企虧損越來越大,政府需要往其中補貼的金額越來越多,銀行的呆壞賬也在膨脹,這就逼著政府加稅,并通過向銀行發國債補充財政,以期度過挑戰。

到2018年,嚴格意義的金融危機還沒發生,只是在國有經濟的安排下,潛在的金融危機已經被轉變成財政危機。在繼續加稅可能使社會不滿加重、同時政府負債已經很多的情況下,還是選擇多印鈔票,以通貨膨脹將財政危機轉移給社會老百姓。結果,還是引發強烈的社會不滿,出現動蕩。

危機之后改革三十年

往事并非總是不堪回首。1978至2008年長達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經濟奇跡,來的太容易,以至于即使人們沒有把其背后的邏輯弄清楚,也不妨礙中國經濟增長那么多年。特別是經過2008-2009全球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的表現,讓許多人更是不能認識到: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恰恰是因為離原來的管制經濟越遠、離國有企業壟斷越遠、靠經濟自由越近、靠民營經濟越近所致,而不是因為國有經濟比重很高所致。

在當時自信與自滿占上風的情況下,太多人的確難以理性地理解當初中國經濟奇跡的原因,難以選擇進行基礎性體制改革。所以,在2009年后,反而選擇強化“國進民退”。

所以,從這個意義上,2018年后的短暫危機和動蕩不完全只是一件壞事,因為人也好,社會也好,太成功之后,特別是太長時間成功之后,會變得過于自信,然后就朝著非理性的路走得難以自我回頭。俗話說,“不見棺材不掉淚”,看來只有危機才能逼著社會糾錯。

2019年后社會還是經歷了一段時期的鎮痛。可是,痛定思痛,這為那時的領導人倡導的基礎性制度改革創造了社會基礎。這就是為什么之后開始了真正的國有資產民有化改革、土地產權交易市場改革、征稅權制約機制改革、財政民主化改革,等等,這些是鄧小平時期也考慮過但之前時機不成熟的改革,終于在過去的三十年發生了。

1978-2008年是“經濟”改革開放時期,2019-2049年也是三十年改革開放,只是側重點在體制上。兩個階段加在一起,才完成中國“漸進式”改革路徑的全程。回過頭看,當年人們說東歐的“休克療法”改革方式如何如何的不合適,而中國的“漸進式”是多么優越。只是現在再看這個問題,差別在于東歐在當時就完成了,他們早就不談改革的話題了,因為改革的事對他們已經相去太遠;而中國的“漸進式”到今天,到2049年才走完。人生有幾個七十年呀!

不過,我們很慶幸自己能生活在2049年的中國,不僅經濟總規模已超過美國,而且,老百姓直接擁有由原來國有資產組成的國民權益基金的股份,分享真正的“全民所有制”的好處,而且政府對各行各業的準入管制大大減少,即使行政部門想擴張權力,也沒有那么容易,會受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各專業委員會的聽證監督和問責。更重要的是,各行業不再有國企壟斷了,而是各家民營企業自由競爭,不管是年輕人還是老年人,也不管其出身或教育背景如何,都能自由創業、進入充滿發展前景的行業。由于沒有多少國企存在了,金融資源不再有歧視性地偏向一些企業,忽視另外的企業,所以,在發展機會上更加平等,連商業規則、行業法律法規都更體現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的原則。

今天的中國是更加商業化、市場化了,以至于家庭的利益交換功能也淡化,那種通過家庭血緣關系來互通利益的傳統安排已經越來越輕。許多人說現在社會的人情味淡,離婚率高,生小孩的數量也少了,等等,這并不是壞事,因為在金融市場以及其它市場取代家庭、社會關系的經濟交易功能之后,婚姻和家庭的基礎更多是感情,而不是利益,個人是為自己而不再是為別人活著。所以,一旦沒了感情,婚姻的基礎就沒有了,離婚屬合情合理的選擇。有了金融市場解決養老病殘的經濟安全安排之后,自然沒必要靠多生小孩“養子防老”了,人的生命就這樣從功利工具目的中得到解放。生命多可貴呀,就那么幾十年,何嘗不充分享受自由飛翔的人生體念呢?市場的發達最終實現了“五四”運動所追求的個人自由和個人解放。

(本文是作者應《中國企業家》邀請以2049年的時間點虛擬寫作,文中2009年后的具體經濟數據均為虛構)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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